钱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宋代中国内与外、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引言

清人朱彝尊(-)曾说,“历代之史,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1],说的是虽然纪传体史书已形成了一套书写传统,但史书体例仍会因应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反之亦然,民国历史学家朱希祖(-)说史传当“随世所重,专为记载”[2],因此从史书体例的变化中,又可以看出时代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在《宋史》中,就有一颇值得注意的体例改变,即元代史官打破了汉唐正史以“四夷传”囊括内、外“蛮夷”的惯例,而将“外国”与“蛮夷”二传分立。应当说,这不仅是正史体例的变化,也是从史书中区分了内部族群与外部政权,代表了宋元时代“中外分际”观念的发展,无疑是正史四裔叙事中的重要变化[3,4]。可近代史家刘咸炘(-)在《史学述林》中说,“沈、萧以降,偶有别识,惟在篇目耳”[5]。那么,元代史官纂修《宋史》究竟是只命了“外国传”之名,还是因应史目的改变而调整了历史叙事?此问题的讨论便依赖于对《外国传》史源的考察。元代官修《宋史》本于宋代官修国史,明清时期几成定谳。常常为学者所用的证据之一,是《宋史·外国传》开篇所提“前宋旧史有女直传”,“夏国……仍旧史所录存焉”。所谓“旧史”,指的是宋朝的国史。依照史局修史的传统,宋朝从北宋太宗朝开始直到南宋理宗朝都修纂“正史”,代代相续,至南宋灭国时总共修有十三朝国史。宋亡以后,元人董文炳(-)以“国可灭,史不可没”为由,请求将宋朝国史悉数收入元朝史馆[6]。所以,“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微排次”[7],以此类推,宋国史中有关周边、域外的记载(“四夷传”)[4],也就成为了《宋史·外国传》的史源。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对《宋史·外国传》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通过对比流传至今的、有限的宋代文献与《外国传》的异同,对笼统地将《外国传》的史源归于宋国史的结论产生了质疑。因为透过文献对比,不难发现《外国传》与诸书存在史实、叙述上的关联,因此《外国传》的史源不当是一元,而应该是多元的、复杂的。比如,冯承钧便主张多重来源,他说“赵汝适《诸蕃志》与马欢《瀛涯胜览》,盖此二书为宋明二史外国传之一源也。”[8]顾宏义也说,“《宋史·高丽传》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主要为宋代历朝《国史·高丽传》《五代会要》和新、旧五代史《高丽传》以及《高丽图经》等宋人文献”[9]。一与多的不同,实际上凸显出《宋史》史源研究的关键问题,即随着元修《宋史》的纂成,宋朝国史也逐渐散佚,因此后世学者无从确定《宋史》与宋朝国史间的差异。不仅如此,宋朝国史的散佚也意味着简单以“文字比对”的方式追索《宋史》史源,难免会忽视宋朝国史与传世文献间的关系,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只能证明各书的文字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甚至会混淆对史源的辨别。这是因为古代书籍间存在复杂的传抄关系,未明于此则对史源的考订难免流于表面,虽然书籍校勘有益史实考订,但却无法藉此考察知识、思想的流播与转变。在学者们对《宋史》史源的研究中,颇受重视的是《宋史》与《文献通考》的关系。邓广铭先生有关《宋史·职官志》的研究对相关问题有发覆之功,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与《〈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中就认为《宋史·职官志》常常袭抄《通考》以致多有谬误[10,11]。20世纪40年代以来,有关宋史诸志的研究,大多都受邓文研究的影响,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