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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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亚非洲》年第3期

摘要

中国和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民间交往也有很长的历史，从19世纪晚期一直持续至今。从早期的中国劳工移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再到近年来渐增的形式多样的中非间发展合作、医疗卫生合作、文化交流、教育培训、环境保护等，民间交往逐步加深。这种交往呈现3种形式：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民间交流、中非之间个体的社会文化交往和民间组织的相关活动。从总体看，中非双方民间交往的本质既不是宣传式的公共外交，也不是亨廷顿所谓的“软实力”，而是文化馈赠、文化互鉴和文化融合。民间交往的目的是双向的：理解对方的文化，从而为建立良好关系打下基础。

关键词中非关系民间交往文化馈赠文化互鉴文化融合

在国际社会的所有双边关系中，间接接触总是先于直接接触，非正式联系总是先于正式联系，民间关系总是早于官方关系。中国和非洲都有灿烂的文明，双方往来也有着较长历史。[①]①近代以来，中国和非洲有被殖民和被欺凌的相同经历，也曾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发展和国家尊严奋力抗争。19世纪后期，欧洲殖民者开始在非洲进行殖民主义扩张。到了20世纪早期，中国和非洲国家部分或全部丧失了国家主权，这一时期双方几乎没有官方联系，仅有的一些联系也是被扭曲的非正常关系。年，清朝政府与刚果自由邦签订条约，允许刚果自由邦从中国招募劳工。[②]中国还与欧洲列强签订了有关非洲的条约，如涉及从中国向殖民地派送劳工的条约。这一时期，中国在南非、埃及、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设有领事馆，双方主要是民间往来。[③]非洲各国获得独立之后，双方才开始直接交往。

在中国，被经常使用的“民间交往”是指国际背景下不同国家的社区或社会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一般由民间推动。本文用“民间组织”取代“非政府组织”（NGO）出于4个原因：一是在中国，“民间组织”的出现及该术语的使用早于非政府组织；二是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和学者都对“非政府组织”持负面评价，主要因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大多来自西方，它们面临双重服务对象（即资金提供者和本国）的困境；三是“民间组织”一词的覆盖面更广，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NPO）、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NGO）等；四是在中国，民间组织必须注册，从年开始，每年均出版中国民间组织报告。

总体来说，国家间外交关系包括3种，即官方联系、半官方联系以及民间交流。显然，民间交往是国家外交关系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外交并非双边关系的唯一方面，民间交往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交流和学习。“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寓意含混的词汇。在众多定义中，笔者比较倾向于认同理查德·史威德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是各社会共同体特定的关于真、善、美及有效率的概念，这些概念必须是社会的遗产且能够被普遍分享，同时又是不同生活方式的构成因素。[④]在一个由不同民族和文化组成的世界中，人们需要彼此了解，理解彼此的文化并互相学习。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⑤]然而，关于中非民间交往的研究并不多。[⑥]赵明昊探讨了中非合作论坛背景下民间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前景。[⑦]冯佐库认为中非民间交往具有“以官带民、以友促经、以文促友”三大特色。[⑧]赖钰麟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探究了民间组织在对非发展合作方面的贡献。[⑨]龙小农等分析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可能发挥的作用。[⑩]布伦纳阐述了民间组织在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地位及其参与中非关系的功能。[11]阿普罗分析了民间社会在中非合作中的作用。[12]莫汉等人研究了中非日常交往对非洲发展的潜在影响。[13]冉继军研究了中非媒体互动的特征。[1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非洲非政府组织对中非关系产生的影响。[15]以上有关民间交往的研究都注重政治方面，或是从“软实力”的角度，或是关于“中国战略”的争论，或是其对外交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成果对民间交往的理解尚欠全面。笔者认为，民间交往代表着一种平等观和分享，其中蕴涵的文化交流是最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它为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打下了基础，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

本文将从5部分讨论中非民间交往的历史与成就。第一部分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中非民间交往的历史性考察。第二至第四部分分别阐述了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民间交往的3种形式，即中非合作论坛支持下的民间交往、个人之间的交往和组织机构性的民间交往。第五部分分析3种民间交往的特征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与非洲民间交往的历史

20世纪上半叶，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非洲大陆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中国移民和劳工较早接触非洲。中国劳工多被英、法、德、西、葡、比等国雇佣，或在圣赫勒拿岛当农民，或在南非和黄金海岸的金矿采矿，或在坦噶尼喀、莫桑比克、法属赤道非洲、刚果自由邦修铁路，或在南非、马达加斯加承担多种工程，或在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的种植园做工等等，还有单独前往或与契约劳工一起来到非洲的自由移民。[16]这一时期中非交往中最重要的事件是6万多契约华工在～年间到南非金矿做矿工。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劳作，过着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生活。除了那些死于苦工、重伤、虐待以及疾病的人外，绝大部分最终回国。[17]中国人正是从这些劳工和非洲华人提供的信息中开始更多地了解非洲。

年，摩洛哥爆发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本国统治者投降行为的运动。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赞扬了摩洛哥人民“不甘与孱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乃发奋为雄，以拒外兵，以复昏主。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么民不畏也，惟有万众一心，死而后已。”[18]20世纪3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殊死抵抗入侵的意大利军队，国民政府加入了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中国共产党则发表声明号召国人向埃塞俄比亚学习。中国香港地区红十字会派出医疗志愿者援助埃塞俄比亚，许多电影院放映关于埃塞俄比亚抗意的纪录片。[19]中国报纸和杂志刊登报道、评论和文章，对埃塞俄比亚独立抗争坚定支持。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对埃塞俄比亚表示了同情和赞赏。中国主流媒体表达了热爱和平的情感，谴责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支持埃塞俄比亚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埃塞俄比亚人民对意大利军队展开的游击战。中国领导人和普通百姓都受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极大鼓舞。[20]

表1中国媒体和主流报纸有关埃塞俄比亚反意战争的报道

时间

媒体名称

发行号

文章标题

年8月1日

《国讯》

壮哉阿比西尼亚

年12月9日

《救国时报》

中国救护队赴西

年12月28日

《救国时报》

庆祝亚国人民的胜利

年1月4日

《救国时报》

民族革命战争的教训

年1月9日

《红色中华》

民族革命战争在亚国

年1月29日

《救国时报》

民族存亡的关键

年4月20日

《救国时报》

阿比西尼亚誓死不屈

年5月1日

《世界知识》

4卷，第4期

民族自卫的最好榜样

年5月16日

《世界知识》

4卷，第5篇

阿军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

年6月24日

《申报》

阿军继续抗战

年8月9日

《红色中华》

阿比西尼亚人民继续进行对意抗战

年2月1日

《世界知识》

5卷，第10期

黑炭头仍在抗战

年3月1日

《世界知识》

5卷，第12篇

阿比西尼亚的炸弹

年1月5日

《救国时报》

阿比西尼亚人民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反抗意大利法西斯

年11月30日

《新华日报》

东非英军占领公达尔

资料来源：张忠祥：《现代中非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人民声援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载《西亚非洲》年第2期，第66～70页。

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对非洲人民表示支持，包括道义支持、经济支持和政治支持。从年到年，非洲41个地区与国家的多人通过民间交往的途径访问中国，包括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工会代表、青年学生以及妇女组织代表等。很多正在领导反殖斗争的著名民族主义领导人如努乔马、穆加贝等都曾应邀访华。年4月，由中国17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发起、20个人民团体作为会员团体和各界热心于非洲的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简称中非友协）在北京成立。[21]

年，南非政府发表《集团地区法》（亦译为《种族分区法案》或《种族隔离法案》）。南非德兰士瓦印度人领袖致电毛泽东主席请求支持，毛主席在回电中严厉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表达了对南非人民的坚决支持。[22]何香凝代表中国人民谴责南非政府，认为《集团地区法》会影响南非商人的贸易活动和企业家的经济生产，是对非洲人包括南非华侨正当的日常生活需求的侵犯。[23]中国也支持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年，埃及发生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抗议运动，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应。几乎所有中国报纸都刊登了普通老百姓支持埃及人民的来信。各界人士纷纷表达他们的信念，坚决相信中、埃两国人民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斗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北京大学研究埃及问题的马坚教授还专门撰文介绍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24]年1月，埃及人民对英国入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给埃及学生发去电报，表示中国青年将和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

在年3月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保卫青年权利大会上，中国青年代表团与来自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马达加斯加、法属西非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建立联系。据统计，在50年代早期的中国报纸中，有超过封信件、电报、报告和文章表达了对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支持。[25]60年代，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年中国派出文化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也同样派代表团回访中国，而双方直到年才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26]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中国派出了多种文化代表团到非洲学习不同类型的非洲舞蹈。非洲国家派年轻人到中国留学，截止到年，有14个非洲国家的学生定期到中国来留学。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所有大学关闭，至年才恢复。一位名叫哈维的加纳学生曾抱怨中国的种族主义以及他在中国的不愉快经历。[27]哈维的抱怨从客观上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非洲学生像其他在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一样，享受着一些特权，比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得要好，但是中国在60年代初处于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很难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由于教条主义、社会禁忌和严格管理，在外国学生和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在外国男性和中国女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隔离的氛围，使得留学生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尽管如此，非洲年轻学生在这段时期亲眼见到了中国的发展现状，他们也与中国人有了最初的接触。[28]

60年代和70年代，修建坦赞铁路和派遣中国援非医疗队这两个重要事件极大提高了中非民间交往的水平。来自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培训生是最大的学生群体，他们专为修建和管理坦赞铁路来到中国接受培训，他们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坦赞铁路的修建不仅为当时的“前线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极大地促进了非洲人民对中国的理解。超过6万名中国工人参与了坦赞铁路的修建工作，这也为中非双方的接触提供了契机。[29]从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开始，中国分别向47个非洲国家派遣了医疗队。据统计，多名中国医生在非洲工作过，2.4亿多非洲人接受了中国医疗队的治疗，这极大地增进了双边往来。[30]中国人民也一直牢记在困难时期得到的来自非洲国家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中国才得以在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间交往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那么，八九十年代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使中非民间交往进入一个新时期。国有企业的工程师和工人来到非洲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人有机会亲自认识先前完全陌生的非洲大陆。另外，一些中国人到非洲旅行，也与非洲人民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80年代，很多普通中国人开始在非洲经商。也是在这一时期，中非之间开始了多种渠道的文化联系。比如，年，湖南长沙与刚果共和国的布拉柴维尔成为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津巴布韦举办的世博会；年，毛里求斯建立了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回国、中国人到非洲定居以及一些非洲人到中国学习和经商，中非之间建立了另一座联系的桥梁。[31]

当然，这个时期的民间交往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这些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比如对经济环境或生活条件的不满意，美国和中东的政治冲突导致留学生之间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碰撞，等等。抱怨和怨恨导致了冲突，甚至是游行。80年代末，天津、南京等城市发生了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及市民之间的冲突。这对于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现象。[32]冲突的导火索缘于中国民众包括学生对非洲男留学生和中国女青年亲密关系的不习惯甚至反感。这些冲突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学者甚至片面地将这些事件描述成“国家种族主义”。[33]

80年代和90年代，除了少数民间交往以外，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非洲成为一种新现象，随后发展成为一种惯有模式。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后直至70年代末，很少有中国高层领导人访问非洲。年，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11国，并宣布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此后，多位中国领导人先后访问非洲，如李先念主席（年）、杨尚昆主席（年和年）、江泽民主席（年）、李鹏总理（年）等。江泽民主席在非统总部提出了中非合作的六项原则，强调中国和非洲是“全天候”的好朋友，并与6个非洲国家签署了20多份协议，为民间交往提供了更多机会。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年1月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非洲后，中国外交部长每年年初出访非洲成为惯例。这些官方联系为更广泛的民间交往铺平了道路。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民间交往呈多种形式，大体可分为以下3种：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文化交流、中非双方个体之间的交往和民间组织的相关活动。

中非合作论坛与民间交往

进入21世纪，中非之间的民间交往有了更多机会。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之后，中非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和医疗健康、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迅速发展。民间交往也逐渐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在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中，《北京行动计划》以及当时的议程都没有给予民间交往足够的重视，当时强调更多的是经济合作。随着中非合作的逐步深入，中国遭到了西方和非洲的一些批评，中国政府和非洲国家逐渐注意到草根阶层之间交流的重要性，因此在议程中开始增加多种文化交流活动，诸如培训非洲人包括青年学生，促进文化交流和草根阶层的联系。比较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到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所通过的行动方案，有关文化联系和民间交往的相关举措有一些明显的特征。[34]

第一，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一开始并未注意到民间交往的重要性，但很快弥补了这一缺陷。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的文化合作项目只有一句话，“扩大文化交流，尤其是高层文化代表团、艺术和体育团组的互访，增加各类艺术展览和加强对对方文化的研究和介绍”。而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纲领文件中则有4个条款涉及文化交流与合作，《北京行动计划》包括了“民间交往”内容。

第二，重视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的趋势日益增强。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之后，双方政府将民间交往纳入到了行动计划中，对这个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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